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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悠然:全球智库发展面临新挑战

发布日期:2019-03-04      来源:湖南智库网      
     近日,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(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)召开“事实与智库为何重要”研讨会。与会专家表示,当前一些国家政府呈现“向内转”趋势,退出国际合作。在这一关键时刻,各国科研界更应承担起维系知识分享和政策合作纽带的责任,为应对当今世界的共同挑战作出贡献。
     外部环境变化加剧
     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(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)高级研究员詹姆斯·G. 麦甘(James G. McGann)表示,目前,一个全球性的“智库共同体”正在形成,各机构正深入参与当地的政策议程。智库在针对具体问题向政府和公众提供信息、协助政策制定等方面表现出色,但对智库的价值及“智库共同体”的思考还不足。麦甘认为,智库仍需要做出巨大的适应、创新、转变,尤其是克服数字鸿沟,这将是未来决定智库影响力的重要因素。
     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(Hudson Institute)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肯尼斯·R.韦恩斯坦(Kenneth R. Weinstein)表示,美国许多智库的工作中存在着“回声室效应”,即人们倾向于寻找能够验证自己已有想法的信息,从而导致相似的观念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被反复传播和加强;与此同时,精英阶层公信力衰退,民粹主义上升,这种对比在欧洲国家同样明显。政策界现处于一个与以往都不同的、极不稳定的时刻,这更凸显了智库的重要性,也为智库带来巨大的机遇。就美国而言,自由贸易、税收制度、盟友关系等问题都是智库参与研究的重大政策议题。另外,国际化元素在智库“产业”中的分量越来越重,“我在工作早餐或午餐时会见的外国官员远多于本国智库同僚,有时比我在华盛顿特区会见的任何其他人都多。”韦恩斯坦说。
     法国智库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(IFRI)主席托马斯·戈马特(Thomas Gomart)说,在西方国家,智库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“产业”,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16年、美国外交关系协会(CFR)成立于1921年、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(CEIP)成立于1910年;这个“产业”正经历着内外部的转变。一方面,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智库近些年发展迅速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,但它们的自我定义和运作模式与欧美智库未必相同。在这样的背景差异下双方如何互动?另一方面,思想产业(idea industry,包括智库、企业研究院、以促进创意传播与交流为宗旨的媒体平台或活动项目等)蓬勃发展,传统智库在某些方面却有倒退趋势。同时,思想产业内部存在极化现象,特别是在美国,“旋转门”(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人员双向流动)的活跃或使极化政治观点得到加强,影响公共政策和社会思潮。
     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·R.艾伦(John R. Allen)也认为增强国际化意识和能力有助于智库在21世纪更好地发挥作用,与其他国家智库建立密切关系对本国外交政策制定尤其有益。新兴经济体智库的兴起对欧美国家来讲不是威胁,而是智库“产业”的新力量,值得西方关注和了解。艾伦告诉本报记者,提升国际化水平是布鲁金斯学会接下来的一个发展重点,布鲁金斯学会已与清华大学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中国机构展开了较密切的交流合作,双方都期待未来取得更多成果。戈马特对本报记者说,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在积极推进与中国智库的合作,例如2014年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签署了双方机构合作备忘录。
     跨出传统政策圈
     意大利智库国际政治研究所(ISPI)执行副主席兼主任保罗·马格利(Paolo Magri)谈到,在意大利等非“第一梯队”发达国家,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被边缘化之势。好消息是,在政策出台之前,智库仍拥有建言献策的一席之地,但有两个情况令人不安。第一,决策人是谁?有时,新上任的领导者是智库和公众都不熟悉的,例如意大利的新政府或两年前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。第二,决策是如何作出的?短期民意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在增加,在民粹主义抬头的当下,民意显得格外重要。因此,智库需要向民众“主动出击”,特别是要思考如何触及新受众。现今,与智库竞争影响力的是政治激进分子、利益团体、民间“意见领袖”,甚至是在网络上分享吸睛内容的普通人。马格利举了一个例子:他和同事精心制作的一个关于移民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得到了8万个“赞”,当他高兴地向亲戚家的孩子展示时,十几岁的少年指给他另一个视频,“我的朋友用个人电脑制作的,收到250万个‘赞’”。智库还需走出自己的“小天地”,了解民众的真实想法和状态。
     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(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)主席保罗·塞伦(Paul Salem)提出,在研究成果宣传方面,智库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,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公众,即使是那些了解背景情况、经常获取相关信息的人,都陷在自己的“叙事”理念中,事实乃至许多关于事实的理论像掉进黑洞一样沉入这些“叙事”里。很多时候,主要事实是人尽皆知的,只是细节上有差异,争论的根源并非事实而是“叙事”,人们几乎可以将任何事实整合进自己已经形成的“叙事”里。因此,智库若想更广泛地传播研究成果、提高影响力,需要做的远不止是拍视频、发“推特”、熟练运用新媒体,而是改变人们的“叙事”,更好地“讲故事”,这是极为艰难的工作。塞伦表示,他在华盛顿特区生活了五年,即使在这个信息发达、汇聚了多家智库的城市,依然有许多人“巧妙”地将事实融入自己已有的观念体系之中,很难撼动他们的任何立场。
     美国智库城市研究所(Urban Institute)主席莎拉·罗森·沃泰尔(Sarah Rosen Wartell)说,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,“事实”愈发重要,我们需要通过事实来理解自己的处境和面对的问题,设计解决方案,了解外部世界,衡量和评估政策措施的效果,向公共行为主体问责。智库的职责是基于事实证据推动变革,但今日的“变化制造者”更加多样化。在美国,“变化制造者”过去以联邦政府或大型全国性机构为主,现在“变化”很多时候产生于政府其他层级(县、州或特定地区)且超出了公共部门的范围。例如,股东利益不再是企业的唯一关注点,商业人士日益成为社会企业家(social entrepreneur),需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,在商业模式下解决社会问题、履行社会使命。对于智库而言,“变化制造者”不仅是“观众”“听众”,更是加速变革的合作伙伴,智库工作者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向这些伙伴讲述事实是什么、应该怎么做,而应去主动了解对方想要开展怎样的变革、问题是什么,据此提供咨询建议,进而形成一个持续性的学习圈(learning cycle)。在沃泰尔看来,智库工作的难度或许增大了,但发挥影响力的机遇也更多了,如果囿于旧有的运作模式,就很难抓住这些机遇。
     驻华盛顿记者 王悠然
   (中国社会科学报华盛顿2月11日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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